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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晚年败笔: 为自保向江青献诗(图)
[ 2006-10-17 19:11:00 | By: 朗王 ]
 
郭沫若晚年败笔: 为自保向江青献诗(图)
 

人物名片

 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,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。代表作有《女神》、《地球我的母亲》等,并发起成立创造社。抗战期间创作了《屈原》等历史剧。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全国文联主席。

  1958年4月21日《北京晚报》发表了一首诗:《咒麻雀》。诗云:

  麻雀麻雀气太官,天垮下来你不管。麻雀麻雀气太阔,吃起米来如风刮……《咒麻雀》直白浅露,一点诗的意境没有,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。而它的作者,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。根据毛泽东的号令,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。时任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,便带头创作了《咒麻雀》。遗憾的是,类似的败笔,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、学术上、政治上的败笔,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。个中缘由,发人深思……

  1、

  为何从持论公允到“扬李抑杜”

  这样的打油诗,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。众所周知,著名的打油诗集子———《红旗歌谣》,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。1958年国庆,郭沫若又写了一首———《宇宙充盈歌颂声》。诗云:

  广场浩荡人如海,丰碑巍峨天变矮。人间出现双太阳,天上地下增光彩。

  这首毫无诗味的“诗”长达191行。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《百花诗》,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,更惨不忍“读”。曾经写出《女神》的诗人郭沫若,在他的后半生中,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。纷飞的想象、澎湃的***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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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郭沫若与毛泽东在一起


 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,在文学、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,著作等身。可在他的后半生中,再无巨著问世,倒是在“文革”期间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《李白与杜甫》。其中“扬李抑杜”的倾向,一望可知。在此之前,郭沫若对李白、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。

  1953年4月,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:

 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

  1963年春,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:

 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

  那么,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?

 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。众所周知,毛泽东最喜欢“三李”(即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)的诗,“三李”中又最喜欢李白。对杜甫的诗,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。1958年1月,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,毛泽东说:“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,杜甫、白居易哭哭啼啼,我不愿看。”在游杜甫草堂时,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,说杜甫的诗是“政治诗”。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“扬杜抑李”的倾向,要翻这个案。一位70年代参加《辞海》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,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:“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,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,号称‘千家’;李白的诗注家太少,同为大诗人,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,觉得有点不平,而在他看来,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。”

 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,便响应号召,写了扬李抑杜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。

  2、

  无限崇拜领袖,难逃“文革”冲击

  鲁迅去世后,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,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,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。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,不无忧虑地说:“我能吗?”他当时的“诚惶诚恐”并不都是出自谦虚,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。

 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,正因为如此,做毛泽东的老学生、好学生,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。以至于“文革”前夕,郭沫若为毛泽东《清平乐&S226;蒋桂战争》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,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“诗词的顶峰”,称其墨迹是“书法的顶峰”,与林彪的“顶峰论”正好形成呼应。最奇特的是,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“四个第一”结合起来:

  ……(毛泽东的墨迹)写得多么生动、多么潇洒、多么磊落,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。

 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,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,一个深刻的启示,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,政治工作第一,思想工作第一,抓活的思想第一。这“四个第一”的原则,极其灵活地、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

  但所有这些,并没有能够庇佑“文革”中的郭沫若。

  “文革”“春雷”炸响前夜,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。从1965年年底开始,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,比如对郭沫若《满江红&S226;领袖颂》的诗句:“听雄鸡一唱遍寰中,东方白”,就有人叱责说:全国人民都唱《东方红》,你为什么要说“东方白”?用意何在?

 
  还有人质问:“国防文学”是投降主义的口号,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?

  置身危崖,满耳风涛。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,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。1月29日,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。

 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。毛泽东否定了“二月提纲”,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。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“阶级斗争”,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,提出“不能批判郭老”。毛泽东还讲过,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,要树立几个标兵,郭沫若、茅盾、范文澜、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。这次毛泽东也重申“郭老、范老两老要保护。郭老是好人”,“功大于过”。但这次毛泽东的“保护”和以往不同:多了一个前提——两人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”。这就是说,不批判郭沫若,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批之处,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,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,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。

  3、

  “焚书”检讨震惊中外

  这层深意,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。4月10日,《解放军报》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,攻击建国以来文艺界“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,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、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。”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“黑线”专政时期创作的,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高位,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。

  4月14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(扩大)会议在京举行,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,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》的报告后,即席做了自我检讨,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———“应该全部把它烧掉,没有一点价值”。

  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《五&S226;一六通知》的康生如获至宝,电话指令《光明日报》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。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,于是,大笔一挥:同意见报。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《光明日报》上登了出来,题目是《向工农兵群众学习,为工农兵群众服务》。5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全文转载;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。

 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,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,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:中国要“焚书坑儒”,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。郭沫若的个人形象、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。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,看他是否被迫发表“焚书”言论。郭沫若事先也没料会